中國網/中國發展門戶網訊 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作出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重要決策部署，以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為目標，系統布局和深入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推出了一系列具有基礎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改革舉措，取得了實質性的突破。但近年來，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的加速變革、國際環境的突變，科技體制機制與科技發展之間的矛盾更加明顯和尖銳起來，科技改革舉步維艱，一些“瓶頸”問題日益凸顯，科技領域成為習近平總書記口中“最需要不斷改革的領域”。有鑒于此，在當前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科技體系需要的不僅是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機制改革和結構調整，可能更加需要改革“改革”本身，即從當前改革的具體實踐中抽離出來，重新反思當前的改革路徑和模式，積極探索與科技大轉型及科技強國建設相適應的科技改革新范式。
科技改革需要新范式
科技轉型發展呼喚科技改革新范式
從我國科技發展的內在邏輯來看，我國科技發展自民國時期開始形成部分專業領域的雛形，到新中國建立了較為完備的科學體系，再到改革開放后“科學的春天”恢復科研秩序，再到實施“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科技強國”戰略加速科技發展，百余年來實現了巨大的飛躍，但科技發展的底層邏輯并沒有發生本質的變化——一直在西方的參照系之下，因循著學習和跟隨西方的邏輯（圖1）；相應地，我國科技改革也主要表現為以西方科技體系為樣板、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以解決問題為核心的“修復型”改革范式。近年來，隨著我國在許多領域從“跟跑”跨越到了“并跑”甚至“領跑”的位置，我國科技發展的這個百年邏輯正在發生日益加速的轉向，我國在很多領域與科技發達國家同樣站在了一個未知的、不確定的前沿，必須從亦步亦趨的跟隨者向自主探索的引領者轉變，從問題的回答者向問題的提出者轉變，從致力于打造科技的外在系統向塑造科學的內在靈魂轉變。這就需要與過去跟蹤時期完全不同的思維模式、組織形式、管理機制和文化生態，相應地也需要完全不同的改革邏輯。
從世界科技發展的總體態勢來看，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交替推進，當前即將進入一個新的科技革命斷裂期（圖1），特別是人工智能的跨越式發展，正在推動科研范式更加深刻的變革。新科技革命在突破學科邊界、改變人的外部世界的同時，也在改變人類自身，而且與歷次科技革命中技術革命一般滯后于科學革命的特點不同，新科技革命表現出技術和科學革命同步發生發展，甚至隱隱有技術驅動科學的成分，顯現出加速逼近“奇點”的趨勢。這些新特征導致此次新科技革命將是更加顛覆性的，科技轉型的幅度和強度也將是史無前例的，率先跨越此次科技革命斷裂期的國家，勢必會成為引領性的科技強國。同時，新科技革命與我國科技邏輯轉向兩相疊加，使我國首次有可能成為科技革命浪潮中的逐浪者，也會大大縮短我們在傳統路徑上依靠慣性自由滑行的時間，亟須盡快根據科技變革特點和科技強國建設需求，主動完成科技改革方向會議室出租的切換。
從科技發展的外部環境來看，科技秩序正在演變為全球格局的核心和主導，科技領域已成為大國博弈的焦點和主戰場。尤其是隨著我國科技發展水平逐漸逼近西方參照系，又恰逢科技革命機遇期（圖1），美西方必然會加倍打壓、全面遏制我國科技發展，不斷強化對關鍵核心技術的封鎖管制，加大對重要基礎前沿領域的審查限制，甚至正常的國際研究合作和學術交流也受到較大影響。在這種情況下，我國很難在國際上穩定獲取所需的科技資源，也難以維持之前的科技發展模式和科技進步速度。再者，即使沒有美西方的禁錮封鎖，我國持續在西方科技參照系下發展科技，也無法在大國科技競爭中拔得頭籌。在這種情況下，科技自立自強不再是一種自由的選擇，而是一種必達的使命，必須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下，探索一條全新的科技改革發展道路。
可以看出，伴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邏輯轉向、科研范式轉變和環境突變，我國科技發展已經進入一個巨大的轉型期，這可能是我國自百年前引入“賽先生”以來經歷的最具顛覆性、斷裂性、復雜性和不確定性的科技轉型和變革，其程度之深、范疇之廣，似乎非“范式轉向”無以準確表達；同時，這個范式級的轉型期也是我國科技強國建設的歷史性拐點（圖1），只有成功實現科技轉型，才能率先搶占科技革命的先機、跨越從跟蹤模仿到原創引領的鴻溝、突破科技禁錮封鎖的壁壘，進而實現科技自立自強、加快建成科技強國。在這種背景下，就需要對科技改革的邏輯、方向和路徑進行“范式級”的轉換和調整，構建全新的科技改革范式。
突破改革瓶頸需要科技改革新范式
隨著我國科技發展的范式級轉型，我國近年來各層面的科技改革也顯得困難重重，常常陷入聚焦一個問題來回擺動的振蕩型改革，或是解決一個問題又產生新問題的“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改革，或是改革無效后不斷推翻、中斷重啟的“爛尾型”改革。這些改革瓶頸既是科技改革進入攻堅區和深水區導致的，更是在科技轉型背景下，與過去科技發展模式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正在逐漸失效造成的。
首先，科技改革進入深水區后，“修九宮格復型”改革范式本身的固有矛盾更加凸顯出來。按照庫恩關于“常規科學即是解謎”的觀點，與常規科學相適應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主要重心和根本動力即是“解決問題”，這種以“解決問題”為出發點的改革很容易陷入一種結構型困境，往往會經歷一個“發現問題—分析原因—采取行動—問題緩解—動機減弱—問題復現”的過程，導致改革來回擺動；還可能陷入只注重問題相關的低層次關系而忽視高層次目標的局部性思維誤區，導致問題此起彼伏、改革原地踏步。
其次，“修復型”改革范式以西方科技體系為參照、以系統性糾錯為目的，無法應對科技轉型帶來的復雜性、不確定性和滯后效應。“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偏重于解決漸進性、可靠性、可預測性問題，科技轉型使得改革過程中的真正問題更加難以識別，因果鏈更加難以確定，問題之間的關聯更加難以判斷，改革的方向和改革的節奏也更加難以把握，在具體改革情境中就集中表現為各種改革困境和“修復型”范式的失效。
更為嚴重的是，如果不進行主動干預，持續在“修復型”范式下推進改革，可能會陷入一個自我強化的負向循環。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疊加科技轉型影響可能導致越來越多的無效改革，而改革越是失效，越是會加大改革力度，也越是會固化原來的改革范式。尤其是在當前劇烈的外部環境沖擊和內部需求刺激下，科技界正面臨前所未有的改革壓力，可能會更加側重于不計成本地解決各種中短期問題，進而更加強化“修復型”范式的慣性，帶來更大的改革風險和更高的改革成本。全面突破當前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已經迫在眉睫。
綜上，在范式級轉向背景下，我國科技發展已經更換賽場，如果科技改革還停留在過去的賽場上不斷修修補補，不僅會貽誤寶貴的改革契機，還可能進一步固化傳統的發展模式和路徑，對科技系統的升級轉換造成更大的體制性障礙，因此亟須針對我國科技強國建設需求和科技轉型特點建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正如庫恩所說“革命通過擺脫那些遭遇重大困難的先前的世界框架而進步”，在我國科技發展轉型期，科技改革本身也需要通過系統革命擺脫舊框架、建立新范式。
探索構建科技改革的新范式
新的科技改革范式，需要有效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帶來的巨大挑戰。羅伯特·弗里茨在《最小阻力之路》中提出了關于創造的結構動力學理論，認為“改變舞蹈場地不是靠解決問題，而是創造出新的結構”，主張通過“想要創造的”與“現在擁有的”之間的結構性張力，找到“最小阻力之路”。從理念上看，這種“創造新結構”的思路恰好可以用來紓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內在矛盾。同時，從實踐上看，我國1978年以來推動的經濟改革，實現了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與當前我國科技大轉型背景下的科技改革具有相似的情境和訴求。因此，本文考慮結合結構動力學理論和我國經濟改革的實踐經驗，對構建我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進行一些理論探索。
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
在“修復型”改革范式中，“解決問題”作為改革的根本動力，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各種改革困境，因此當前構建科技改革新范式的當務之急就是要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改革動力。根據結構動力學理念，通過構建愿景與現狀的落差結構，可以形成一種類似于拉開的橡皮筋一樣的結構性張力，這種張力有趨于舒緩的傾向，會形成具有強大牽引力的“場”，激發各種力量共同推動改革的創造過程，并且在張力趨緩的過程中持續提供改革的動能，發揮動力引擎的作用。當然，新范式也會涉及“解決問題”，但它是在愿景與現狀構成的結構性張力框架下設置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此時的“問題”不再是改革的根本動力，只是實現愿景目標的途徑和工具，不會讓改革陷入反復循環中徘徊不前，也不會囿于中短期目標中慮不及遠，更不會困于碎片化改革中顧此失彼。
我國經濟改革就充分利用并發揮了這種張力結構的動力引擎作用。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目標，與人民群眾改善生活的強烈愿望相契合，形成了從國家領導到知識分子、普通農民、城市平民的“上下同欲”的共同愿景。這種眾望所歸的強烈愿景與前期經濟停擺、政治動蕩造成的極端貧困現狀之間，形成了懸殊的落差，積蓄了滿滿的張力和強大的勢能，在全國上下激蕩起了改革創新探索的巨大熱情和澎湃浪潮。同時，國家還通過容忍并主動構建內部落差，包括允許“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設立經濟特區等政策，進一步增加了改革過程中的結構性張力，為改革提供了持續的動力。
構建新的科技改革范式也應如此，首先要將科技強國的國家愿景與科研人員的個體追求緊密結合，根據具體情況拆解為“上下同欲”的愿景目標。同時要認真梳理發展現狀中的主要矛盾，特別是公認的短板與共同的痛點，據此確定改革的起點和切入點。此外，還要著力構建多重結構性張力，在明確愿景目標與發展現狀之間落差的同時，主動設置一些“高地”和“特區”，構建更具有“場景感”的內部勢能差，進而充分發揮落差中自帶的創造性力量，形成源源不斷的改革動力。
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
傳統的“修復型”改革范式一般采用的是“專家判斷—實地調研—頂層設計—試點驗證—全面推進”這種自上而下為主的改革模式，主要適用于科技平穩發展期和改革目標路徑較為明確的科技“跟跑”期；在充滿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的科技轉型期，采用這種模式進行整體設計風險極大，即使經過前期調研和試點驗證，由于先入為主的觀念、試點的代表性、有限的檢驗時間等因素，也不能完全避免政策失誤。為有效解決這一問題，新范式需要針對轉型期“跟跑”“并跑”“領跑”并存的特點，以及不同程度的不確定性，提供各適其適的模式選擇。
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和環境突變，探索自下而上的“演進型”改革模式。對于科技轉型的不確定性，需要在知識和信息不完備、改革目標和路徑模糊或未知的決策條件下，自下而上進行不同的試錯探索和多元嘗試；對于轉型的復雜性，也需要在明確邊界條件的前提下，通過持續的進化推力、足夠的耐心和更多自主探索的空間，讓復雜系統自發形成、自己找到解決方案；對于外部環境劇變，更需要有意識地允許內部單元去獨立感知外部環境變化，自發根據不同挑戰作出獨立的行為決策，變異求存。總之，無論是針對轉型期的不確定性、復雜性，還是環境突變，都亟須探索一種自下而上進行分散決策、多元嘗試、不斷試錯的可行模式。借鑒哈耶克提出的演進理性主義（ecological rationality）觀點，暫將其稱為“演進型”改革。我國經濟改革中，從安徽、四川農村的包產到戶到以安徽蕪湖“傻子瓜子”為代表的民營經濟，都屬于“演進型”改革模式下的民間創新、試錯和探索。
面向目標路徑明確的改革方向，拓展自上而下的“建構型”改革模式。在科技轉型期，目標路徑十分明確的傳統“跟跑”領域仍占很大比重，這些領域創新最關鍵的前兩步（提出問題和判斷可行性）已經完成，無需再進行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而是需要拓展新型舉國體制等“建構型”組織模式進行集中攻堅，例如美西方對我國實施遏制的“卡脖子”領域就屬于這種情況。同時，考慮到科技改革不可能像自然演化那樣通過漫長的隨機試錯和路徑選擇來實現自主篩選和進化，純粹自下而上進行“演進型”改革是不現實的，必須輔以自上而下的牽引，包括通過戰略預判統籌頂層布局、通過總攬全局調控改革節奏、通過尋訪調查識別演進苗頭、通過權力集中克服既得利益阻力等。借用哈耶克關于建構理性主義（constructivist rationality）的觀點，可將這種自上而下設計的改革探索稱為“建構型”改革。例如，我國經濟改革就是通過發布《關于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制的幾個問題》（1980年，以下簡稱“75號文件”）肯定包產到戶做法并推向全國，通過《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1984年）明確提出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目標等建構性設計，在關鍵節點把控了總體改革方向和改革節奏。
面向周期長、見效慢、落地難的改革方向，構建“涵育型”改革模式。與歐美發達國家300年的科技積累相比，我國科學思想、科學精家教神、科學思維、創新文化等科技內在積累和傳承還有很大欠缺，“哲學的貧困”是我國無法建立自主的科學體系、原始創新匱乏、科學大師缺失、學術生態惡化等問題的主要原因，是我國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建設的一大短板。在科技轉型期，尤其需要加強哲學理念、科學精神、文化生態等“軟實力”的建設和引領，但同時，這些偏軟的工作又具有演進的緩慢性、改革路徑的模糊性和改革效果的滯后性，基于政績考核等各種原因，各個層面往往缺乏改革動力，導致文化層面的改革幾乎是歷次科技改革的盲區。針對這種情況，就有必要構建一種“但求耕耘不問收獲”的“涵育型”改革模式來推進，就像涵養土壤和培育樹木，也許暫時無法看到成效，但只要以堅定的決心系統布局，以足夠的定力持續推進，以適宜的條件穩定支持，科學的“靈魂”遲早會內化于我們的文化土壤，進而為提升我國科技“硬實力”奠定根基。“涵育型”改革兼具“建構型”與“演進型”改革的特點，但又與兩者不盡相同：涵育改革前期需要自上而下來確定方向、框定邊界、改良環境、喚醒基因，但這種建構是前置的、有節制的，不同于“建構型”改革路線圖式的整體設計；涵育改革后期需要自下而上的自發形成、自主生長，但它是向著特定方向、和衷共濟的共同演化，也不同于“演進型”改革發散式的多元探索和變異求存。例如，我國改革開放以來就是通過對科技和教育的“涵育式”布局，為后續經濟發展提供了大量具有基本素質的勞動力和有效的科技支撐。
總體來看，“演進型”“建構型”“涵育型”3種改革模式各有側重，但又彼此融合、互為促進。我國經濟改革就通過融合貫通各種改革模式，充分發揮了疊加優勢：民間“演進型”改革實踐為“建構型”設計提供了多元創新、探索試錯的有效經驗，政府“建構型”改革為民間“演進型”改革創造了包容性的政策空間，并通過制度推廣促進了更大范圍民眾的自發創造；同時，“建構型”和“演進型”的經濟改革又為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提供了動力與資源支持，而教育和科技的“涵育型”改革也通過民眾教育素質和科學素養的不斷提升，為經濟改革的升級發展提供了勞動力支撐，進而形成了一個自主演進、螺旋上升、充滿活力的改革體系。科技改革也應如此，既要允許處于不同發展階段、不同發展水平、不同發展類型的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進行不斷的演進探索和試錯，也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對改革重點、方向和節奏的宏觀掌控、敏銳判斷和適時調整；還需要科技管理部門、各種創新單元和科研人員合力推動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的涵育。3種模式有機融合，才能形成真正兼顧微觀創造、宏觀調控和長遠布局的新型科技改革體系。
針對當前改革瓶頸，尋找最小阻力之路
有了足夠的改革動力和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緩解“修復型”改革范式的固有矛盾和科技轉型不確定性的影響，但在改革過程中，還是要結合改革路徑的選擇和設計，盡量避免陷入“爛尾型”改革（圖2a）、“振蕩型”改革（圖2b）和“按下葫蘆浮起瓢”改革（圖2c）的困境。同時，也要清醒地認識到，在科技轉型期和改革深水區，科技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不可能再出現立竿見影的線性改革（圖2d），最理想的情況更可能是一條“J曲線”（圖3）。
“J曲線”是Ian Bremmer在研究國家盛衰過程中提出的概念，他認為一個落后的國家如果有幸找到了一條合適的發展道路，剛開始的一段時間，可能國家的發展和想要的方向是相反的，因為任何改變或新的方法手段都會打破原有的平衡，出現不和諧，甚至動蕩和衰退；但是如果堅持正確的方向，過了一個拐點，以后的發展就和想要的方向一致了，而且只要瑜伽教室方向對，走得越遠結果越好。這種情況也同樣適用于科技改革。
通過對比圖2的各種改革困境和圖3的“J曲線”可以發現，改革路徑的選擇和把控關鍵還是要進一步處理好改革的不確定性與滯后性。一方面，從改革路徑的設計來看，轉型期改革的不確定性和非連續性，使得決策者很難篤定當前的改革路徑就是理想的“J曲線”。在這種情況下，不經過分散決策和多元嘗試，直接武斷地推行整體改革，就可能導致各種改革困境，帶來極高的改革成本。另一方面，從改革過程的把控來看，即使找準了“J曲線”，如果處理不好各階段改革的不確定性和滯后性，也可能導致“J曲線”發生異變，陷入改革困境。例如，在圖3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和衰退期，決策者不僅要判斷改革缺乏成效是“J曲線”帶來的正常衰退還是從一開始就是錯誤的改革方向，還要預判改革動蕩期可能持續的時間，否則就無法擁有堅定的改革決心，可能導致“J曲線”異變為不斷試錯重啟的“爛尾型”改革（圖2a）；如若有幸度過了階段Ⅰ，進入階段Ⅱ的恢復期，也可能由于改革政策不當、資源匹配不足等原因，陷入來回擺蕩的“振蕩型”改革（圖2b），或是由于改革不徹底，過早終止改革進程，異變為“按下葫蘆浮起瓢”式的頻繁改革（圖2c）；即使進入階段Ⅲ后，也并不是完全進入了“保險箱”，這個階段除了資源驅動、政策驅動，更加需要深層次的價值理性來持續驅動和牽引，如果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科技發展的哲學引領和文化生態問題，可能會導致源頭創新乏力，難以維持快速、持續、高質量的增長，也可能陷入增長緩慢或衰退的境地。
如果把我國經濟改革看成一條“J曲線”，1979—1984年，可以看作是階段Ⅰ的改革動蕩期，盡管有許多民間的成功探索，但姓“資”還是姓“社”的思想爭鋒，老舊意識形態的巨大阻力都使得改革舉步維艱，鄧小平多次講話，以及“75號文件”和1984年《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對順利渡過這一動蕩期起了決定性的作用；1985—1992年，大體上是階段Ⅱ的恢復期，經濟向好的趨勢已經十分明顯，但仍有較大動蕩。例如，對于深圳是否繼續辦特區的爭論，國有企業不斷試錯的波動，民營經濟遭遇的寒流等，鄧小平1992年的南方談話對持續推進改革發揮了定海神針的關鍵作用；1993年是我國經濟改革的一個分水嶺，中央制定《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開始推進整體改革，基本進入階段Ⅲ的穩定增長階段，但也波動不斷，1998年和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險象環生，各種內生矛盾和問題也不斷涌現，近年來高端教育和高質量科技供給不足又逐漸成為限制經濟增長的短板，亟須做出有效應對才能保證經濟的持續高質量增長。
可見，順利完成改革的“J曲線”殊為不易，各階段都要作出適時調整和靈活應對，才可能走出一條最小阻力之路。同時，也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改革不只是愿景與現狀之間的一條“J曲線”，農村經濟改革和城市經濟改革也可以看作兩條獨立的“J曲線”。農村經交流濟改革之下還有土地制度改革、鄉鎮企業改革等“J曲線”，經濟改革有國有企業和民營經濟的“J曲線”、經濟特區和其他區域之間也嵌套有多條“J曲線”。這些構成了我國經濟改革的“J曲線”群簇，共同塑造了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
轉型期科技改革的“J曲線”也必然是一個各階段都充滿不確定挑戰的復雜群簇，不同創新單元、不同改革任務在有結構性張力的地方，都可能形成一條或多條“J曲線”。盡管紛繁復雜，但也會顯現出“結構型”改革特有的張力和活力。多條“J曲線”并行推進，不僅可以相互借鑒、中和改革的滯后性，還能夠協同促進，形成疊加優勢，加速科技改革的整體進程。就像一條大河的各條支流，在結構性張力的小樹屋驅動下，沿著各自的最小阻力之路蜿蜒前進，最終匯流形成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的、不可逆轉的改革洪流。
基于動力—模式—路徑，構建新范式的理論模型
綜合以上分析，在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圖4）基礎上，通過超越“問題導向”塑造新的結構性改革動力、面向科技轉型探索多元融合的改革模式、針對改革瓶頸尋找通往科技強國愿景的最小阻力之路，可以初步融合構建出一個科技改革的新范式——愿景導向的“結構型”改革范式（圖4）。
在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中，改革動力、改革模式、改革路徑并不是模塊化、機械式的組合，不僅需要模塊內部各種結構性張力的恰當配合、“建構”“演進”“涵育”模式的有機融合、不同“J曲線”的并行推進，更需要動力、模式、路徑之間的適時聯動和緊密協同，才能真正成為具有內在驅動、能夠自主演化、充滿活力的新型改革體系。
相較于“修復型”改革范式，這個“結構型”新范式不再是詳盡的改革路線圖，而是標示總體方向的指南針；不再是聚焦碎片化問題的小步調整，而是面向未來的系統創造；不再是整齊劃一的頂層設計，而是結合演進和涵育的改革試驗；不再是面向西方參照系的工具性模仿，而是關于哲學理性和科學靈魂的獨立探索。然而，為了避免改革動蕩、降低改革成本，“結構型”改革范式不應另起爐灶、從頭開始建立新的體系，也不應對“修復型”改革范式進行完全顛覆和“激進”變革，更可行的方式是基于一定程度路徑依賴的漸進切換：可以通過對偏于扁平化的“修復型”改革范式的結構性調整，使其轉化為“結構型”改革范式；也可以將原先“修復型”改革范式整體納入新的“結構型”改革范式體系中，以完成改革范式的轉換。
科技改革新范式需要構建“進化島”
本文盡管構建了“結構型”改革范式的理論模型，但其中涉及復雜的要素、抽象的模塊、模糊的關系、隱性的機制，距離實踐操作還有一個巨大的鴻溝，需要在具體改革過程中邊實踐、邊學習、邊探索、邊矯正。但我國科技的規模體量及其在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重要引擎作用，使得我們不可能進行斷崖式、休克式的調整和整體性的試錯。這就有必要在局部劃出一個特區作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或者更準確地說是“進化島”，來進行一些先導性的探索，這樣既可以規避整體改革的風險，又有利于建立“改革特區”來強化結構性張力。
新科技改革范式“進化島”的選擇不同于傳統改革中基于問題導向和碎片化目標的先驗型改革試點，而是需要一些更為復雜綜合的必要條件。例如，需要能夠體現國家意志、代表國家水平的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來構建更為強大的結構性張力，需要具備較大的規模體量、多元的演化環境、較強的基礎能力來孕育“演進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行政體系、豐富的改革經驗、宏大的戰略視野來推進“建構型”改革，需要具備統一的文化傳統、良好的學術生態、較大的影響力來推進“涵育型”改革，更需要在這些基礎要素齊備的情況下，有機融合、互相牽引來塑造改革的最小阻力之路。對照這些必要條件來看，中國科學院具有直接成為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進化島”的天然優勢。
中國科學院是國家自然科學最高學術機構、科學技術最高咨詢機構、自然科學與高技術綜合研究發展中心，自1949年成立以來就是當之無愧的“科技國家隊”，在國家“向科學進軍”“科教興國”“創新驅動發展”中均作出了重大創新貢獻，發揮了先導和主力軍作用，在國家創新體系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戰略地位。盡管近年來發展上存在一些瓶頸問題，制約了國家戰略科技力量使命職責的充分有效發揮，但從更宏觀的視角來看，這些問題也是我國科技轉型期的典型困境，更是塑造“科技國家隊”改革張力的重要一環。
中國科學院涵蓋了自然科學主要基礎學科和幾乎所有重要科技領域，研究機構分布在27個省份。除了集聚于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心較為先進的研究所之外，在新疆、青海等西部地區也布局有一些特色的研究所。還擁有大批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野外臺站、數據中心、一流學術期刊等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廣闊的領域區域跨度、不同發展水平的創新單元、雄厚的科技基礎能力，可以為“演進型”改革探索提供多元、豐富的試錯主體和相對獨立的進化環境，可以盡快篩選出率先進化的“達爾文雀”，有效降低改革成本、縮短演進時間。
中國科學院具有統一的行政層級架構，擁有13個院機關部門、11個分院、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學、130多個國家級重點實驗室和工程中心，圍繞中國科學院黨組形成了體系化、建制化的管理體系。同時，中國科學院在歷史上曾行使過管理全國科學研究和組織科技規劃的行政職能，具有宏觀的戰略研究和管理傳私密空間統；自改革開放以來，又一直走在我國科技體制改革的最前列，有豐富的改革經驗，對改革方向、改革節奏有敏銳的判斷和把握，有利于推進“建構型”改革。
中國科學院具有良好的科學傳統、科學文化和學術生態，可以為“涵育型”改革提供相對適宜的土壤。同時，中國科學院學部的院士群體，具有權威的學術地位和較強的社會影響力，可以示范帶動全院，乃至全國的科學思想、科學文化、學術生態建設，進而能夠面向科技強國建設有效推進“涵育型”改革。
總之，中國科學院作為國家科技發展的火車頭和戰略科技力量主力軍，面向新時期的科技自立自強和科技強國戰略，有條件、有能力也有責任承擔起推進我國科技改革范式轉換和科技轉型的重任，成為探索國家科技體制機制改革的“實驗室”、促進科研體系多元自主演進的“進化島”，以及彌合我國科技跟蹤與引領之間鴻溝的“橋梁”。
過去40多年來，參照西方科技發展的經驗和模式，問題導向的“修復型”改革范式在我國科技高速發展中發揮了極為重要的推動和促進作用；但在進入科技轉型期后，我們更需要的是一場可以比肩我國當年經濟改革的、范式級別的、充滿創造精神的“結構型”科技改革。
盡管在改革初期，“結構型”改革范式遠比“修復型”改革范式更復雜、更難以掌控，既需要宏觀科技戰略的牽引，也需要“進化島”的先導探索，更需要各種創新單元和全體科研人員的一致追求和多元試錯；但改革框架一旦搭建起來，在結構張力驅動下進入最小阻力之路，將會形成浩浩湯湯、眾川赴海的改革浪潮，向著科技強國愿景不斷奔赴。中國科學院已經率先走上了這條艱難而又富有激情的改革探索之路。
（作者：張月鴻，中國科學院 學部工作局； 《中國科學院院刊》供稿）